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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从宝塔山下到松花江畔——延安抗大三分校俄文队至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时期
2016-09-19 08:44   审核人:   (点击: )

 

 第二章 从宝塔山下到松花江畔

——延安抗大三分校俄文队至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时期

(1941年3月-1958年8月) 

 

第一节 延安建校

一 历 史 背 景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各类干部的摇篮。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延安办了许多学校,如抗大、鲁艺、马列学院、延安大学等,大批党政军干部受到了延安教育的洗礼。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兴办学校、培养干部。在红军时期,随着工农武装割据形势的发展,各军团普遍创办了教导队和随营学校。1931年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创办了中央红军学校。此外,还先后成立了通讯学校、卫生学校等专业技术学校。通过创办这些学校,培养了大批各级党政军干部和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锻炼了军事教育的师资队伍。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5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延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办红军学校问题:“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根据会议决策,1936年6月在陕北的瓦窑堡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抗大成立不久迁到保安,1937年初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随即将校址迁到延安。

1938年下半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抗大分散到各地方去,深入敌后创办抗大分校,就近培养训练军政干部。

1939年6月,抗大庆祝建校三周年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总校由副校长罗瑞卿率领东渡黄河,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东南太行山区办学。同时决定,在延安建立抗大第三分校,以抗大总校留下的两个大队、若干个直属队为基础组成,负责培养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的干部及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

三分校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着重培养特种干部。第一任校长是原抗大总校教育长许光达,后由陈奇涵、郭化若继任。教育长先后为张振风、庄正风。政治部主任李逸民,后由黄志勇继任。担任过各科教学的专职和兼职教师有何思敬、张庆孚、何干之、陈唯实、沈毅、何鼎义、王若飞、谭政、肖向荣、吴冷西等。

1941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力量。同时,莫斯科又是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所在地。中国共产党同苏联的交往增加,关系密切。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我军部队建设的需要,必须培养大批俄文军事翻译人才,以加强抗战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抗大三分校组建俄文队。[1]

 

二 抗大三分校俄文队

 

抗大三分校俄文队的筹备工作,由训练部政治科科长张培成负责。方案确定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招生,采取自愿报名与组织选送相结合的方式。

1941年3月,俄文队正式成立,学校派晏福生[2]临时负责,开始接受新生。随后,上级任命曹慕岳为俄文队长。学员陆续报名,到5月初达五、六十名,其中有抗大三分校本身的干部和学员,也有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政府各部门及其他学校的干部和学生。

俄文队队址在延安城东门外的黑龙沟,地处清凉山东麓,南临延河,对岸是嘉岭山(即宝塔山),山下是南川河与延河的交汇处。教职员、学员住在山上的黄土窑洞,炊事班、饲养班和厨房、马棚、猪圈均在山崖下的石洞内。

6月初,俄文队正式上课。没有教室,就设露天课堂。学员上课时,各自带一条小板凳,听课写笔记用自己的大腿当书桌。刚开课时,学员分为两个区队。一部分学生曾在诗人肖三办的延安文化俱乐部业余俄语训练班学习过,掌握了一些基础知识,编为一个班级,为第一区队,教师是曾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李洁民,主要讲授《俄文文法》,采用的讲义是北平法商学院俄语教授刘泽荣编写的教科书。另一部分学员属于初学俄语,编为一个班级,为第二区队,教师是张培成,从俄语的字母发音开始学起,逐渐进入单词、短句的学习。每次课讲若干个单词短语,要求熟读、牢记、背诵。不久,中央军委从前方战斗部队抽调三十余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连排级干部,到俄文队学习,编为第三区队。这时俄文队的学员达百人,教职员和工勤人员三十名左右,已形成一个组织机构健全的办学单位。上级任命汪涵芝为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

随着军委继续抽调干部到抗大三分校俄文队学习,俄文队编制很快额满。为了适应新情况,接受新任务,学校决定成立俄文二队,任命白映奎为队长,徐继远为政治指导员。

1941年夏秋之间,中央军委在安塞县筹备成立航空工程学校,拟请苏联教员授课,训练飞行员和机械士。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不能派人来华,于是军委决定航空工程学校停办,校长王弼及学员数十人调抗大三分校,成立工程队。因工程队需先学俄语,故将其编为俄文三队,队长为陶铁英,政治指导员为刘端祥。

1941年10月,俄文一队、二队、三队合编为俄文大队,常乾坤为大队长,何振亚、何辉燕先后为副大队长,李觉民为政治协理员。常乾坤、王弼、张培成为兼职教员,卢竞如、李洁民、王玉、李海、陈钰、金涛等为专职教员。主要教授语音、词法、会话等课。

  

三 军事学院俄文队

 

1941年12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延安抗大三分校进行整编,改名为军事学院。在12月1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规定:“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兼任院长,总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副院长,郭化若任教育长,陈伯钧为副教育长,黄志勇为政治部主任。

军事学院由五个队组成:一是指挥队(高干队),专门培养团以上军事指挥员,学员从全军选调;二是炮兵队,由抗大三分校的炮兵大队整编而成;三是工程队,由抗大三分校原俄文三队编成;四是参谋队,由抗大三分校的参谋队编成;五是俄文队,由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整编而成,队长常乾坤,副队长曹慕岳,政治教导员张培成。军事学院的队是行政单位,直接受院长、副院长领导。军事学院还设有俄文科,卢竞如为主任,归教务长领导。俄文队与俄文科是军事学院下属的两个平行单位,前者主管行政、党务、军事工作,后者负责俄语专业教学工作。

俄文队分为五个班级上课,每个班级有学生30人左右,在行政编制上,一个班级就是一个区队。为了便于对女生的生活管理,另设一个女生区队,但学习仍分别编在五个区队内。各区队长由学员担任,不脱离学习,同时兼管军事、行政与俄语学习事务。

朱德总司令对培养俄文人才十分重视,专门征求当时在马列学院负责俄文教学工作的师哲的意见,希望他协助筹办俄文队。师哲推荐了曾留苏多年的常乾坤、卢竞如等来军事学院任教。为了保障俄文教学,朱德总司令还特别提出在军事学院设立了俄文科。

关于培养俄文人才的具体要求,朱德对学院俄文科作过指示:“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要求,培养的学生要成为通晓俄语,能会话,能实际运用的军事翻译人才。”因此,在课时安排上,俄文课课时占百分之八十,政治课课时占百分之二十,保证了学员以学俄语为主。学员们半年内先后学习了俄文文法(词法)、日常生活会话等课,初步打下了俄语的学习基础。

  

四 俄文学校

 

1942年6月,抗大总校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返回陕甘宁边区,延安军事学院的领导机关与抗大总校合并,移居绥德。中央军委决定,把俄文队留在延安,与军委总参谋部的第四局(编译局)合编,成立俄文学校。总参四局局长曾涌泉任俄文学校校长,王弼任秘书长。

俄文学校下设五个处、一个队。原来第四局的两个处保留,继续执行编辑和翻译任务,新成立三个处,即政治处、教务处、校务处。原军事学院俄文队的学员150人全部转入俄文学校。

教员队伍进行了调整和加强。政治处主任叶和玉,接受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负责党务工作、思想教育和政治活动;教务处长卢竞如,副处长张成功,俄文教员有刘群、李洁民、钟毅、邵天任、李海、金涛等;翻译处长常乾坤,副处长王子野,翻译人员有曹汀、毛掬、常彦卿、舒林、安致远、王禹夫等;编辑处长李辑五,编辑人员有吴凯、李素芳等;校务处长邹载道,副处长吴补元,政治协理员王力华、卢慧权;俄文队队长曹慕岳,副队长杨桢,政治协理员孟华,下面仍设五个学习区队和一个女生区队。

学校成立时,总参谋长叶剑英经常直接过问并作具体指导。

当时,正是陕甘宁边区处于对敌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学校经费匮乏,条件很差。但全校师生努力克服困难,积极求得发展。

1943年4月中旬,中央决定延安大学俄文系停办[3]。系主任黄正光(越南籍)和部分师生转到俄文学校,以集中力量培养俄语人才。根据学生的俄语水平,分别参加到俄文队的五个班级(区队)中学习。黄正光任第二区队教员。

1943年10月,俄文学校从清凉山东麓的黑龙沟迁移到清凉山北麓的丁泉砭原新文字干部学校的校址。新校址距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驻地王家坪较近,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领导同志都住在此地。王家坪的桃林成为师生举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地方。

学校迁到新校址后,进行了小规模的校舍建设。师生共同动手,去深山老林砍伐木料,到延水河畔捡石头,利用延安城内废墟中的破砖烂瓦,修建了一座礼堂兼食堂,还挖了几个大窑洞做教室,并添置了桌凳,从此结束了在露天上课和吃饭的状况。通过艰苦劳动,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保证了教学工作的开展。

1943年11月,军事学院工程队因不具备单独办校条件,张天恩等21名学生又调回俄文学校,根据他们的俄语程度,分别编入各区队学习。同年秋,俄文学校陆续调出学生30余人到校外各机关、部队工作,还分配20余名学生到本校图书馆、校务处等单位工作。

1943年底,学校举行了一次文化基础考试,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了班次。组成五个学习班(四个俄文班、一个国文班),有20多名学生需要提高汉语水平,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国文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学生的语文水平和写作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一部分到俄文系继续学习,一部分分配了工作。

 

五 外国语学校

 

1944年,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在敌后开辟和建设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人口大大增加,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曙光在望。美国政府认识到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对削弱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实力的重要贡献,派遣了驻在延安的军事观察组。从此,我军与美军有了直接接触。

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1944年7月,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外国语学校。

学校仍归军委领导,校长仍由曾涌泉担任。俄文系主任由教务处长卢竞如兼任,增调杨化飞、赵洵、韩斌、李荣华、唐国华等任俄文教员。在校学生110余人,分四个班上课。英文系主任由浦化人担任,英文教师由中央组织部从延安各机关抽调,兼任教员有柯柏年、陈家康、黄华、马海德等,专任教员有王大才、马牧鸣、朱仲止、唐海、温剑风等。学生有70余人,分编A、B1、B2、C四个班(不久改为 A、B、C三个班)。英文系师生住在丁泉砭北侧车桥沟山上。

英文队刚成立时,调曹慕岳任队长,吕学坡为政治协理员;调孟华任俄文队长,袁敦民为政治协理员。不久,根据工作需要,两队队长进行了对调,政治协理员没有变动。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非常关心军委外国语学校的建设。他从美军观察组与延安的实际需要出发,把延安各机关中学过英文的年轻干部,不论做什么工作,一律调来学英文,并亲自为英文系安排干部,聘请教师,把原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浦化人调来当英文系主任。

在开学典礼上,周恩来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谈到美国主动要求同我党我军加强联系和派遣观察组来延安的现实意义。展望未来,提出外国语学校应及早培养外交人才的必要性.他着重指出,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必须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新中国要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需要许多同志从事外交工作,在座的同志将来都可能成为外交工作的骨干。

1944年9月,周恩来再次来校与师生见面,在丁泉砭礼堂作报告,又一次指明为迎接胜利必须加强外交人才的培养。他在谈到新中国未来外交工作时,明确指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外交是奴隶外交,而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完全独立自主,具有新中国的风貌和气魄。中国人民要站起来,要挺起腰杆,面对世界讲话,讲出一个东方伟大民族的胆识和豪情。他强调,我们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而且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这个问题,在办校思想上要早做准备,教学方针要明确,组织措施要跟上。周恩来还强调指出:“学校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各项工作要围绕这个中心去活动,不可本末倒置。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很快,迫切需要人才,希望你们早出成果。”

自从周恩来副主席到学校讲话之后,全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感到重任在肩,前途广阔。学校领导采取断然措施,把整风审干中的遗留问题,迅速加以处理,结束运动。同时压缩生产规模,把原来分散在生产战线上的干部和学员抽调回来。使广大师生从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回到教学和专业学习上,人人意气风发,个个热情高涨,全力以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学习高潮中,争取早日完成学业,成为新中国外交及其他战线上的人材。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七大前后,抗战形势迅速发展,局部反攻不断取得胜利,打败日本侵略者已成定局。新的形势要求俄、英两系学生必须抓紧打好外语基础,以适应新的工作需要。为此,学校组织学生集中精力专攻外语,作好迎接抗战胜利的准备。

七大以后,曾涌泉调离外国语学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校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日本国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我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外国语学校师生在同延安军民欢庆抗战伟大胜利之后,接到上级指示:分期分批地离开延安,挺进到华北和东北,去开辟新局面,执行更艰巨的任务。

一部分师生到张家口办学,于1946年1月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建立外文系。1946年6月,在文艺学院外文系的基础上成立了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由浦化人担任。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即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

在此之前,1945年9月,俄文系主任卢竞如率学生,携延安外国语学校资财、档案等,也离开了延安。他们的任务是前往东北复校。

  

六 整风与大生产

 

从1942年到1944年期间,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是当时学校的两件大事。通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全校师生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坚定了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与决心,使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创业精神得到了发扬。

毛泽东指出,“整风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风运动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结束,先后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学习文件,二是自我检查,三是总结提高。

运动始终是在军委总学习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1942年4月整风运动开始时,俄文学校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具体负责组织开展整风学习。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宣传部4月3日公布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决定》,学校规定半天学习整风文件,半天学习俄语。

7月以后,按照中宣部《关于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精神,俄文学校决定停课,要求师生集中力量全天进行整风学习。主要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等22个文献。结合学习党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深刻认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明确“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重要意义。并要求每个人针对自身在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写出检查提纲,在民主大会或学习小组会上进行检查,说明自己对整风运动的认识,本人存在的错误事实,以及思想、社会根源,纠正的办法和措施等。会上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对每个人身上的三风表现形态作细致的分析、评论。通过群众帮助,对自己思想和行为上的错误,加深认识,提高觉悟。师生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不仅在会上互相展开批评,在会下也进行个别交谈,务必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宗旨,洗涤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界观。经过整风,师生受到了一次党内斗争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阶级立场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观点的教育,有效地改造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1943年整风学习进入审查干部阶段。7月中旬,由于康生插手,运动出现了偏差。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认为,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和人民团体中,都存在敌人派来的奸细、特务、阶级异己分子,要“抢救”这些人,让他们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于是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抢救运动”,“深挖坏人”,把延安搞得满城风雨,杀气腾腾。在这种极左风气的冲击下,俄文学校同样犯了“逼、供、信”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搞乱检举,乱怀疑,伤害了很多师生。教务处副处长张成功,俄文教员李洁民、刘群等同志,都被拘留审查。还有数十名干部和学生在群众大会上被迫坦白、交代自己的“政治问题”。后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经过甄别,全校没有一个特务和阶级异己分子。胡耀邦代表军委总政治部到俄文学校讲话,指出整风有成绩,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提高了,分清了路线是非,加强了党的团结,为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他同时指出,“抢救运动”,伤害了一些同志,我们领导有责任。并表示向受委屈的同志道歉。曾涌泉在甄别材料上签字,分别找本人谈话。平反昭雪后,受委屈的同志都抱着向前看的态度,正确对待,满腔热情地献身于革命事业。

整风还没有完全结束时,大生产运动开始了。这是打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解决当时极端严重的物质困难的一项重要措施。全校师生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从1944年2月开始分批分头去杜甫川、南泥湾、东关机场、延河边开垦荒山、荒地。要求每人开荒二十八亩,年交粮一石二斗。女同志都留校从事纺线织毛衣,实行男耕女织。

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很艰苦,特别是副食品十分短缺。学校在大生产运动中,把飞机场开成了菜园,利用原来的两口废井,种上了各种蔬菜,使夏天蔬菜自给有余。四班学员江淮,见到蔬菜过剩,主动办起了酱园,制成各种酱菜。高福有为食堂开了一个豆腐坊。酱菜、豆腐吃不完,挑到延安去卖。俄文学校的酱园、豆腐坊当时在延安很有名气。学校还陆续办起了磨坊、酒坊、猪场,开设了新中国商店、运输合作社、骡马大店,成立了机械组、木工组和美术组等。不少同志宁肯牺牲自己的学习机会,为学校建设,改善集体生活条件而承担艰苦的工作和劳动。涌现出了袁敦民、高福有等劳动模范。通过大生产运动,不仅使师生受到了一次思想、体魄的锻炼,而且在完成上级规定的生产任务外,学校办学经费达到了自给,物质条件大有改善,集体生活搞得很好,学员个人也有了经济收入。

 

七 为革命而学习 

 

从1941年3月抗大三分校俄文队到延安外国语学校,全体师生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以学习为任务,为革命而学习,留下了宝贵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全体师生充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939年9月到1943年6月,蒋介石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派重兵包围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学校创办之初,教学条件和物质生活处在极端困难时期,全靠师生积极设法克服和解决。没有教室,就在草地上课:没有教材,教师就自编自刻油印讲义。学习用品连铅笔都没有,学员就拿军委设法从重庆买来的钢笔尖绑在高粱杆上,蘸着自制的墨水写字。上课时,前面竖着一块黑板,每人一个小凳,拿着简单的学习用品搁在腿上记笔记。听完课回窑洞自习。一个小组(五、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只有一张桌子,一盏煤油灯,学员们围坐在一起听教师辅导或互相研究。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大家都积极努力,毫无怨言。干部、教师也在同样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不计较待遇和地位。条件的艰苦,更激发了师生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争相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军委负责同志对学校的建设十分关怀,经常来学校视察和作报告。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还不时从重庆让人带一些教学材料和学习用品。这对全校师生鼓舞很大,教育很深,大家互相勉励,为着一个共同革命目标艰苦奋斗,到处洋溢着战胜困难的创业精神。

学校极为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从抗大三分校俄文队到延安外国语学校,都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具有军事性质的革命学校,非常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为了提高学员的政治理论水平,组织学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费尔巴哈论》、《帝国主义论》、《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原著,还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和整风文献。同时,学校还认真组织学生的时事政策学习,每隔一、二周请熟悉国内外形势的同志作一次时事述评。经常组织学生到《解放日报》社阅读当天的报纸和新闻稿。通过教育,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普遍得到提高,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作风。在延安整个办学过程中,师生都是在军事化管理下进行工作、学习和生活,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大多数师生都来自部队和军事机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蔚然成风。每天早晚集合、点名、出操、上下课、自习、听报告、起床、熄灯都使用军事口令。学生每周要召开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星期六进行一次室内外大扫除,整顿环境和个人卫生。宿舍内按军队要求天天整理内务,被服、用具必须摆放整齐,生活秩序井井有条。干部、教师、学员打成一片,生活、学习、劳动都在一起,工作上齐心努力,思想、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彼此无话不谈,一人有事大家争相设法解决,充分发扬了团结友爱的精神。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学生课外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多彩。学校不时组织学员到桃林去看电影。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每星期二都有晚会,英文系师生经常去参加活动。学校的俱乐部还组织师生参加管弦乐队、歌咏队、业余京剧演出队、活报剧队,经常在校内外演出,受到军民的欢迎和好评。平时学生普遍学唱中外文歌曲,嘹亮的歌声响彻校园。精神生活健康愉快,政治空气非常浓厚,始终保持蓬勃的革命朝气。

 

 

八 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经验

 

通过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实践,不仅为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外语干部,也为我校积累了外语教育的可贵经验。

一、具有明确的培养目标。

延安的外语教育最初培养目标是军事翻译,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改为既培养军事翻译又培养外交人才。学校根据这一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上贯彻少而精和学以致用的原则,从生活实际和工作实际出发,以未来的工作需要为前提,避免重复和繁琐。主要开设军事外语和政治外语课,通过学习原文著作,学员不仅掌握军事、政治词汇,还学习了军事、政治理论知识,为以后从事各项工作,准备了条件。

二、注重教学,以讲读课为主,培养学员的听说写读译能力。

在教学安排上,循序渐进。从打基础开始,由字母、发音、初级文法、简单会话教起。教师每天讲授若干新单词、新句子,由学生熟读、牢记和背诵。根据学员学习进度分班教学,进度慢的班,学员学习自编课本,掌握基本文法,能分析简单句,能按句型造句,能复述、转述课文内容,能进行日常会话,有一定的听说能力。进度快的班,增加词法、句法、会话、文选、翻译、写作等课,使学员具备了初步的口译和笔译能力。学校还根据学员的学习成绩,经常调整高低班的学员,以求统一教学进度,增进教学效果。

重视培养学员的实践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课前要求预习,课堂上由学员互相解释词义,轮流朗读、复述、分析课文,教师只作重点讲授,解决学生学习上的难题;翻译训练时,教师讲完一段后,便让学员译成中文,然后指出翻译中的优缺点;提倡学员用外语思维,以便灵活、熟练地运用外语,并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逐步掌握外语语法规律;注重练习,从造句、中译俄、俄译中开始,半年后还练习写二、三百字的短文。经过严格的训练,基础好的学员,不到一年,已能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短篇译文。

自编讲义,随教随编。在战争条件下,教学很难正规。当时外语学习没有固定的教材。开始上课时主要靠学生记笔记。后来发给学员自编自刻的油印讲义。参考资料也很少,在延安能见到的原版书只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主义问题》、《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军事会话手册》、苏联十年制中学用的《祖国文学》,语法书只有刘泽荣编的《俄文文法》、林语堂编的《开明英文文法》。但外语教师的业务水平都很高。他们边教学边利用仅有的外文资料编选各种教材,供各学习班使用。俄文系学生学习过的教材有常乾坤等编的《俄文会话读本》、《军事文选》(上下册)、《俄文常用词汇》,杨化飞编的《俄文文法》,黄正光编的俄文资料《时事述评》等;英文系学生学习过的教材有马牧鸣、温剑风编的《英文课本》、《英文词语手册》,唐海、朱仲止编的《英语会话》等。

养成会话习惯,提高外语实践能力。学校要求师生在日常生活中一律讲外语。起床、出操、上课、吃饭、劳动时都得说外语,不许讲汉语。而且天天进行检查,看每个人讲了几次汉语,讲得多的还要受批评。教师每天总是结合当天的学习和生活,编写一些短语、句子和对话等,写在黑板上,让学生抄下来,主动加以运用。教师见到学员就讲外语,还特意找那些平时讲得少的学员练习会话,学生讲不出就教。教师还经常到学员中,用外语交谈,和学员讲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讲他们在国外的生活,讲参加革命队伍的情况等,学员听了很受鼓舞。互相勉励鞭策,养成了会话的良好习惯,增进了外语的学习兴趣。英文系的学生,还利用与美军观察组接触的机会,不断提高口语实践能力。通过会话,对掌握外语起了很大作用,为以后的翻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生动活泼。

在延安当时那种困难环境和条件下,外语教学能够取得比较显著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就是师生坚持学用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形成了优良的学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经常编写一些结合实际的短文或对话,描写延安的劳动生产、政治生活、气候、环境等,发给学员学习模仿。教师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和进度不断改换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使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学员则学习主动,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提高。


 

[1] 按照部队的编制,队是基层单位,相当于战斗部队的连。

[2] 晏福生(1904-1984),湖南醴陵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政委、三五九旅政委、第十三兵团副军长。建国后,历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军区副政委、政委,广州军区副政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3] 该系建立于1941年9月,学生5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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