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大主页      信息门户
 网站首页 | 新闻动态 | 历史回眸 | 印象黑大 | 祝福母校 | 校友网 | 影音黑大 | 标识下载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历史回眸>>正文
【校史】十年动乱 空前浩劫
2016-09-19 10:49   审核人:   (点击: )

第四章 动乱 空前浩劫

 (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黑龙江大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1966年6月起,学校被迫停课。校造反派组织竞相揪斗干部和教师,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校园。1967年4月,造反团接管了黑龙江大学的领导权,成立了校革委会。此时校党委已名存实亡,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校革委会手中。从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先后任校党委书记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有高衡和白汝瑗,任党委副书记或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的有张毓瑞、尚慎武、刘力田(军宣队)、蔺善礼(工宣队)、林孟舒、方孟梅(军宣队)、刘青萍、雷日春。同一时期,任革委会主任或校长的是高衡和自汝瑗。任革委会副主任或副校长的有王树本、董福长、张毓瑞、秦野丰、李俊杰、李凤堂、林孟舒、方孟梅、王维良、尚慎武、牧岚、穆国栋、葛沛、刘青萍、林北星、王连才(工宣队)。校革委会在造反派的把持和操纵下,组织了一系列迫害广大干部和教师的活动。在以“社会为工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学校迁往农村工厂办学,大量教师和干部被赶往农村插队落户。从1972年到1976年,学校仅招收2700名学生。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广大教师和干部在逆境中仍然坚守岗位,力所能及地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以此表示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文革”极左路线的抵制和斗争。

 第一节 灾难降临 武斗开始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给整个教育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使正在建设中的黑龙江大学遭受了严重摧残和破坏。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8日党八届的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全国人民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帷幕,而教育界则首当其冲成为这场悲剧的前导。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诬陷、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就在全国各地首先是许多大、中学校和党政文化机关掀起了“造反”浪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现象。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黑龙江大学被迫停课,组织学生学习《五·一六通知》,学习林彪、江青合谋炮制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等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和文章。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论述“文化大革命”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煽动群众起来造反。不久,校园内就贴出了谩骂、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声称支持“北大的革命行动”,指责学校党委“压制”、“阻碍”运动,要求学校领导“触及灵魂”、“在黑大立即开展文化大革命”等等。校内动乱日甚一日,学校形势日益恶化。

6月13日,“文革”运动在黑大正式展开。原校党委遵照上级指示成立校系“文革领导小组”。运动一开始,“文革领导小组”一方面在校内错误地搞“以人划线”,把原哈尔滨外语学院的大批干部、教师打成“黑线人物”,进行围攻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划类排队,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群众。与此同时,校“文革领导小组”还派工作组去外语系和总务处,发动群众揭批本单位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组织“横扫牛鬼蛇神”。从此,一场空前浩劫遍及黑大校园。

8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规定“文革”的斗争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决定》还强调要“敢字当头”,“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提出“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随后,又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随之全国大乱,学校的形势又进一步恶化。校园内攻击、丑化干部、教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声中,黑大红卫兵组织“造反团”、“八八团”、“先锋团”相继成立。

8月下旬,在造反派组织策划下,“校文革筹委会”出面召开了批斗会,被揪出批斗和陪斗的教工多达70余人。这次大规模的批斗会,上演了挂黑牌、涂鬼脸、戴高帽、大弯腰等丑恶闹剧,开了我校残酷斗争、人身侮辱的先河。接着是游斗。游斗后,造反团扣留了原校领导史文生、董福长、王树本以及中层干部20多人,并设立“集训队”监督管制。副校长王树本不堪折磨,被迫自杀。

不久,“先锋团”勒令百余名干部、教师进“学习班”,建立了我校第一批“牛棚”。其它造反派组织也不甘落后,竞相揪斗干部和教师。许多干部、教师无端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罪名,遭受无休止的批斗和精神摧残。一时间,所谓“红色恐怖”笼罩着黑大校园。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毛泽东亲自出席大会,并检阅了红卫兵游行队伍。这样,在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扫四旧”的高潮。从九月份开始,我校先后有两千多名师生去北京接受检阅和进行串联。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鼓动和支持造反派夺权。1月5日,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下,相继夺取了《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市委的领导权。《人民日报》转载了《夺权宣言》。从此便刮起了全国性的夺权风暴。在夺权的一片浊声恶浪中,黑龙江省的造反团夺了省委的大权,建立起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4月,我校造反团也接管了黑龙江大学领导权,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此时,校党委已名存实亡,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校革委会手中。

在校革委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造反派组织以极左的行动,搞了“烧党票”、“烧团票”、“铲除修正主义苗子”运动,有20多名共产党员的入党志愿书和党员登记表被当众烧毁。在此期间,造反派组织无法无天,不少人手持棍棒,在校内大搞打、砸、抢、抓、抄。被关入造反团“集训队”管制和接受批斗的干部、教师80余人,被抄家的50多户,被作为“叛徒”、“特务”抓起来的10人,被迫害致死者5人。造反派的胡作非为,使大批干部、教师蒙受巨大的灾难。

与此同时,造反派组织在校外支持夺权,参与武斗。造反派师生二百多人奔赴伊春,配合当地造反派占领了林业局,对局一级领导和大批中层干部进行批斗,并协助伊春公安机关的造反派抄了“保守派”群众的家。1967年1月底,校造反派总头头带领哈市大专院校造反派夺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权,成立了接管委员会,我校造反派主要成员任管委会班长。在砸烂“哈市红旗军”的事件中,造反派两次签发拘捕令,拘捕20余人,将他们关押在我校主楼地下室,进行审讯、拷打。

“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后,导致全国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混乱状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决定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7年4月,人民解放军3066部队派人进驻我校,执行所谓“支左”任务。这时,因对待省革委会某领导成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校造反派及群众分裂成“炮轰”与“捍联”两派。这两派各自从派性出发,挑动群众把斗争的矛盾指向一部分干部和教工,同时,彼此你争我夺,派性日益膨胀,对立情绪日趋激烈。在相互争斗中,“捍联总”占了上风。“捍联总”接管学校领导权后,在驻校军宣队的支持下,采取专政措施,以“炮轰派黑干将、黑后台”等罪名,先后对一些干部、教师进行批斗、体罚、劳改、关押。其中4人被捕入狱。

原省政协副主席、黑大校长于天放被以支持“炮轰派”的罪名拉到全市进行批斗,遭受非人折磨,最终含恨自杀身亡。

之后,原校革委会一负责人主持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参与这一工作的两名哲学系教师被扣上“篡改”、“非法编印”等罪名投入狱中。

为了揭批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67年4月,原哈外院、黑大领导王季愚从上海外国语学院被揪回学校,接受批斗。她被诬蔑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哈外院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学术建校”被说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复辟的黑纲领”。造反派全然不顾王季愚身患多种疾病,仍对她进行长期关押、体罚、批斗。惨无人道的迫害,使她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原哈外院的一大批教师、干部则被打成受王季愚包庇重用的“牛鬼蛇神”,遭到打击迫害。

1967年10月以后,根据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我校先后派出“教育革命探索队”去五常县、海伦县、双鸭山市开门办学。“探索队”以“服务、改造、办学”为原则,做了许多工作。然而,由于办学指导思想的错误,“探索队”探索的结果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值得借鉴的价值。

1968年6月,校革委会以帮助弄清黑大的历史是非为名,将原党委副书记张天恩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请”回。张天恩来校后,应几个参加“炮轰”的教工的要求,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并且到董福长(原党委副书记)等老同志家里看望。由于他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采取较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同意所谓黑大存在着两个司令部的说法,因而他和董福长同志被诬陷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与他们接触过的不属于“捍派”的十几名教工被诬陷为“右倾翻案集团的黑干将”,统统被关进“专政大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些同志遭到非人的折磨。

1968年7月,哲学、中文两系在江北春雷公社修筑战备公路。军宣队和这两个系的少数人密谋与当地群众联合召开批斗地、富、反、坏、右大会,将我校一些老干部、老专家专程从学校押送到江北,与当地“地、富”一起,被迫跪在批斗台上,在批斗过程中,使这些同志备受凌辱,惨遭毒打。劳动结束后返校途中,又搞民兵演习抓“俘虏”,民兵站成两队,强迫这些被批斗的同志从两行队伍中跑着穿过,意为“抱头鼠窜”,而两队民兵在呐喊声中紧步追上,抓住“俘虏”便一顿拳打脚踢。类似这种粗暴践踏人权的不人道行为,在十年动乱时期屡见不鲜。

1968年8月25日,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和“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的最新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随后哈尔滨伟建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并结合到校、系(处)革委会,领导斗、批、改。

 第二节 清理阶级队伍 

 

在军、工宣队和校革委会领导下,学校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校革委会成立了“清查办”,设立了“专政大队”,各系处建立了“清查办”和”隔离室”、“反省室”。这些所谓“群众专政”的场所,实际是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大批被扣上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罪名的师生员工,作为专政对象分别被关押在这些地方。特别是被关押在“专政大队”的同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不仅不能与外界交往,就是相互间也不许交谈。家属前来探望,也必须经过批准。他们白天被强迫劳动,夜晚睡在地下室水泥地面上,平时吃饭被限质限量,大小便都得按规定向看守者报告。在“专政大队”这个阴森恐怖的“拘留所”里,人性丧失,良知被泯灭,夜以继日地以拷打、罚站、不许睡觉、不准吃饭等方法,实行刑讯逼供,经常深夜搞突击性“提审”,对所谓“不老实交待自己罪行”的人,拳脚相加,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流淌,有的被迫跳楼自杀,更多人致伤、致残。至于人身侮辱和精神摧残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动不动就揪出“示众”,在光天化日之下搞人身“展览”。直到1969年春“专政大队”解散为止,在那一百多天的黑暗日子里,被非法关押审讯者多达一百余人。他们所受到的种种折磨是骇人听闻的。

1968年10月,在军、工宣队、校革委会主持下,全校掀起清队新高潮,搞挖地三尺的清队大会战。政治迫害的进一步升级,使更多的干部、教师遭受不白之冤。在清队大会上,校军宣队、革委会负责人宣布我校原俄语系是“苏联远东情报站”,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和与苏联人有过工作联系的干部、教师不少人被怀疑或打成“苏修特务”。在这次清队大会战中,全校有300多名教师、干部(占全校教师、干部的40%左右)被扣上种种罪名受到批斗和触及,被关入“专政大队”的89人,关押在各系、处“反省室”、“隔离室”的53人,交由公安机关拘押的11人,共计150多人。此外,尚有100多人在各系、处接受群众监督,交待问题,等待进一步审查。

“清队”运动中,不仅残酷迫害校内广大干部、教师,而且株连教工的家属。“校家属清查办”对一些教工的父母、妻子、同居的亲属大搞逼、供、信,并以“地、富、反、坏、右”等罪名进行揪斗、抄家、游街、强制劳动、强行搬家,造成不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

196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明确指出清队要“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严禁逼、供、信”。然而驻校军、工宣队和校革委会某些负责人,却以校革委会名义,将原外语学院时期的一些中层干部和有关人员共60余人集中起来,举办所谓“揭盖子学习班”,要揭开所谓外语学院时期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发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王季愚包庇和重用“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学习班大搞逼、供、信,历时一个多月,致使这些同志又一次受到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其中,校办主任王文秀被迫自杀。至此,被迫害致死者已达12人。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完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造了黑龙江大学“文革”中冤假错案的最高纪录。

 第三节 极左路线对学校工作的破坏

 一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5月,全校开始整建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落实政策和解放干部。但是,由于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因此,政策不可能得到认真落实,干部也不可能真正解放。就在这个期间,我校派出干部、教师百余人去牡丹江地区宁安、鸡东、东宁等县参加农村斗、批、改与整建党工作,历时一年有余。

1969年8月,经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批准,我校党的核心小组成立,高衡任组长,张毓瑞和军、工宣队各一名代表为副组长。

1969年12月,校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学校的任务是建设红色农村革命基地。根据省革委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校党的核心小组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黑龙江大学迁到农村办学,二是动员二分之一的教师、干部去农村插队落户。随后,又决定把铁力县做为我校战备基地,并派出一部分干部、教师和工人到铁力山区进行开辟和建设。这项工程历时四年之久,劳民伤财,耗资数万元。

从1969年的12月到1970年的1月,军、工宣队与校革委会的负责人大造舆论声势,宣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运用大批判、停发工资、收缴户口、给予处分等强迫命令的方法,把广大教工赶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些教工在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冬,被迫扶老携幼,离开了长期工作与生活的校园。除少数到省内外投亲靠友者外,绝大多数去了呼兰县的康金井和大用两个公社。全校插队的教工连同他们的家属总计有上千人。在他们中间,有年老体衰的干部,有白发苍苍的教授,有出生不久的孩子,有重病缠身的患者。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这些教工吃尽了苦头。体力劳动繁重,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孩子不能正常上学,生活陷入了难以想象的困境。

大批教工到农村插队落户,使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进一步迫害,也使学校再次遭受严重的破坏。

1970年4月,我校招收的第一批试点班工农兵学员101人入学报到。这批学员初期分为大文科和大理科,分别在肇东县涝洲公社和五常县化肥厂进行教学活动,约四个月后返回校内上课,分为哲学、俄语、高分子、无线电四个专业。参加教学与管理的教师、干部共50余人。

1971年3月,校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高衡因病离职休养。这段时间,校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批陈整风”文件,举办“批陈整风”、“批潘整风”学习班,研究落实政策问题。“九·一三”事件后,又举办了“批林整风”学习班。

1971年12月,学校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召开的,因而把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塞进《会议纪要》,说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教师队伍的绝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对《纪要》的这些观点,不少教工表示了反对。认为“两个估计”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完全颠倒了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是非,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的教师说:“为党的教育事业辛勤工作了20多年,结果被说成是给资产阶级干的,怎么也想不通”。还有的干部说:“从黑大发展的历史来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黑线专政”。由于广大教工的抵制和反对,这次教育大讨论,很快就草率收场。

1972年1月,根据中央指示,省革委会决定,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并人黑龙江大学。原黑大外语系分为俄语、英语、日语三个系,学制为三年。两校合并后,哈外专领导林孟舒、刘青萍、林北星任黑大革委会副主任,林孟舒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3月,省委决定,白汝瑗为黑大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校革委会主任。这时,哈尔滨伟建厂工宣队撤离学校,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派出工宣队进驻我校。

 二 “反回潮”

 

1972年,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为克服“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破坏造成的恶果,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开始有了转机。在批林整风中,他提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主张“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并指示周培源要“提倡一下基础理论”,“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周总理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反映了学校广大教工的要求和心愿。

1972年4月,我校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606人正式入学。举行开学典礼时,省委、省教育部门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6月,我校第一批插队教师、干部返校,年底全部返回了学校。为了加强学校的各级领导,校党的核心小组调整和配备了各系、处领导班子。

1973年1月,校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制订各系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决定恢复教研室,并任命了教研室负责人。根据周总理关于“要重视基础理论”的指示,各系都重新制订了教学计划,加强课堂教学,恢复了一些教学管理制度。广大教师和干部出于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对学校多年来忽视“基础理论”教育提出不少批评意见,建议学校要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许多教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也有所提高。

教育战线出现的这些新的气象,却被“四人帮”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打什么基础理论?》等文章。接着《辽宁日报》于7月19日发表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一文,吹捧“白卷先生”张铁生,把他视为”反潮流的英雄”。于是,在全国教育战线掀起了所谓的“反回潮”运动。

1973年8月,学校召开了第四次全体党员大会,白汝瑗代表党的核心小组向大会作了报告。省委书记王一伦到会并讲了话。会议选出白汝瑗等30人组成中共黑龙江大学第四届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正、副书记和常委。经省委批准,白汝瑗任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毓瑞、方益梅(军代表)、尚慎武、刘青萍、雷日春任副书记。

1973年9月,73级606名新学员入学。

在学习、贯彻“十大”文件过程中,校党委组织全校一千余人去肇东县农村宣传“十大”精神,同社员群众一起学习、劳动。11月初,陆续返回学校。

1973年12月,省文教办派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进入我校。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校党委决定,取消寒假,全体教工继续上班,深入批林批孔。

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来校后,鼓动部分师生张贴出攻击校党委“右倾”的大字报。从2月到3月,全校共贴出“反击右倾回潮”的大字报1400余张。其中以署名“季蔚文”的大字报为代表,把学校自1971年以来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所规定的教学管理制度,一律攻击为“复辟回潮”,是“走十七年的老路”,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刚刚恢复的各系的教研室,全部被作为“回潮”的产物加以取消,正常的课堂教学被攻击为“复旧”,必要的考试、考核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工农兵学员的政”。校领导林孟舒同志被打成“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1972年以来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尽管远远不够),统统被诬蔑为“举逸民”,以原省委书记王一伦为顾问写的《关于我校情况的调查报告》,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的“黑纲领”。一时间,“反回潮”势力占据上风,不少干部、教师再次受到批判和打击,刚刚有所恢复的教学秩序又一次被打乱。

三 “学朝农”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2月6日,党中央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公开批评“王、张、江、姚”为”四人帮”,并确定由周恩来负责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据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邓小平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开始着手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在整顿工作中,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对这些错误政策有所纠正。这个变化,既触怒了“四人帮”,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因此,不久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再次陷入混乱。

此时,教育战线还没有来得及整顿,就又提出了“学朝农”的问题。“四人帮”及其代理人把朝阳农学院的“朝农经验”树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样板,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典型”,公开提出“同十七年对着干”。3月,省文教办召开学习“朝农经验”座谈会。4月,校党委及工宣队负责人带领一个小组去朝农“学习参观”,返校进行传达,并制定了”学习朝农的规划”,提出了“校内一千、校外一万”的办学口号,并在绥棱县阁山公社建了分校,招收文科社来社去试点班。第一期学员60人。

1975年2月,学生会“理论组”成立,初期成员20多人,分布在全校各系。他们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名,从极左的思想观点出发,首先攻击学校落实各项政策和学校贯彻省政工会议精神是“修正主义回潮”,指责学校“不学朝农,假学朝农”,“以反派性压学朝农”,声言要“警惕向资产阶级投降”等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黑大校园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全校师生置“四人帮”的禁令于不顾,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广泛进行吊唁活动,寄托哀思,表达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怒。

1976年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吹进了黑大校园。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和3月1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翻案不得人心》,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校党委按照上级指示,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动员和组织全校人员“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全校广大师生对此以各种方式予以抵制,应者寥寥无几。

学生会“理论组”在“四人帮”势力的支持下,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把斗争矛头对准校党委。他们一方面极力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说“走资派层层有”,千方百计要把校党委主要领导打成“走资派”;另一方面,在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又到省、市的一些单位做报告,介绍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校党委迫于形势和压力,在对待“理论组”和“学朝农”等重大问题上,做出妥协,发出《向“理论组”学习的决定》,号召全校师生向“理论组”学习;同意“理论组”提出的取消我校学生会组织、成立“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委员会”[1]和实行对口参政的要求。理论组负责人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其它主要成员分别到宣传部、保卫处等部门参政,还掌管了“毕业生分配教育办公室的部分权力”。

一时之间,校内极“左”思潮泛滥。大搞所谓“划等号”活动,要求并强迫73届毕业生一律去当工人、农民。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给学校毕业分配工作带来了困难,也打乱了全省毕业生的调配计划。最后,又决定我校拟实行半工半读,培养亦工亦农的劳动者,学校越办越往下,越办离三线(铁路线、公路线、电话线)越远。

1976年5月,校党委再次派出以驻校工宣队负责人为首的小分队去朝阳农学院、辽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参观学习”。

十年动乱时期,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彻底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上极力推行极左路线,导致政治大迫害的腥风血雨遍及全国,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大劫难。黑龙江大学遭受了严重摧残和破坏,成为重灾区之一。

第四节 广大师生在逆境中的艰难跋涉

 

从1972年到1976年,学校仅招收2700余名学生。学校所设立的中文、哲学、俄语、英语、日语、数学、物理、化学八个系,哲学、政治经济学、汉语言文学、俄语、英语、日语、数学、计算数学、计算机软件、物理、无线电、半导体、高分子、化学和有机化学等十五个专业,都不能足额招生,不但学生数量少,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学生未经高考入学,水平参差不齐,也给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学校的角色完全错位,广大干部、教师遭受打击、排挤与迫害,掌握学校管理大权的是根本不懂教育的军、工宣队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极左的造反派“斗士”。这些人对学校实行“上、管、改”,搞什么“学朝农”、“走五七道路”,“下乡办学”,把学校折腾得破烂不堪,面目全非。自74年以后,我校文科各系的教研室全部取消,代之以年级委员会,各门课的教师混编于年级委员会,每个年级成了独立的教学实体,组织各门课程的教学活动。对教师的要求是:当好“三员(宣传员、战斗员、辅导员)”,成为“全面发展”的“多面手”,一个人教几门课,负责一个点或几个点,并且实行三包(自己备课、自己讲课、自己辅导,出了问题自己包下来)。理科各系也成立了年级委员会或专业连队,办学“以下为主”、“开门办学”、“厂校挂钩”。这样一来,基础理论的实验取消了,专业课的实践变成了以典型产品带教学,讲什么产品,上什么实验课,根本谈不上科学性、系统性和理论性。学校的图书资料和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文科教学和科研急需的图书资料90%被封存。哲学系的资料室被取消,资料人员被分散到各年级委员会,随学生活动,搞所谓的“开门办资料”,致使大批资料破损和散失。中文系学生必读的中外名著,几乎全被当作“封、资、修”黑货加以禁止。教师备课和科研无参考书,学生无书可读,教学与科研都受到严重冲击。

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广大学生,也是“文革”动乱的受害者。大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知识增长才干的重要时期。可是,在大学三年,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号下,一批又一批学生被赶往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文系73级学生下乡下厂的时间50%以上,74级占40%。哲学系75级学生刚入学,还没有学哲学,就下乡编写贫下中农学哲学的书。要求学生“以干代学”,把自己塑造成“亦工亦农的劳动者”。结果是哲学系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中文系的学生不了解汉语文学常识。文科有的学生竟然把“巴黎公社”说成是某省的一个人民公社;中文系有的学生直到毕业,也不晓得写文章要有主题,如此等等。后来,觉醒了的广大青年学生,都感到受了骗,有的气愤地说:“大学三年,虚度了年华,浪费了青春”,“文革整整毁了一代人”。

广大干部、教师对混乱的教学秩序和明显下降的教学质量,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但军、工宣队和造反派中的一些人对“上、管、改”所造成的恶果,只准说好,不许说坏。中文系一位老教师在学校组织的座谈会上,借用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大学牌子,中学水平,小学课程”来说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学校抓一下教学质量。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苦口良言,结果却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扑”,受到多次批判。

在十年动乱时期,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对于“文革”的极左路线,广大师生员工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四人帮”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工具,煽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但不少师生反对派性,不参加造反派的任何一派,不参与群众斗群众的一切活动。许多教师冒着被扣上“走白专道路”、“搞复辟回潮”等大帽子的风险,力所能及地进行教学和科研。有的群众在形容那种恐怖气氛时说:“帽子挂在墙上,拿在手上,随时随地给戴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广大教师和干部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障碍和各种阻力,为教学和科研作出了成绩。自1972年以来,为社会各行各业举办各种短训班298个,培训各类专业人员98,000余人;举办各种进修班72期,培训学员422人;举办各种函授班4期,培训学员7120人;支援“七·二一”大学、“五·七”农场大学、广播大学16所,为他们提供教材30种,举办各种讲座528次。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各系教师积极编写教材。仅哲学、中文、外语三系,从1970年到1973年先后编写出近20种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理科三系的教师先后与上百个厂、矿和研究单位协作,共承担了116项科研项目,绝大多数已经完成并投入生产和应用。有的项目,如物理系的“半导体磁敏器件”、”电子引信”等,还受到了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奖励。外语三个系的教师编译小说、诗选125种,共9000多万字;翻译英、日、俄三种文字的联合国文件、石油资料、列宁文稿、国别史、手册等60余种,约1256万余字。俄语系教师还编写一部《俄汉新词词典》,并承担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长达一千多万字的《俄语大辞典》的编撰任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送上了人民的审判台,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饱经风霜摧残的黑龙江大学,从此步入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



[1]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黑龙江大学

主办单位:黑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  技术支持:黑龙江大学信息与网络建设管理中心

CopyRight:2015-2018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